病理学是一个对普通人而言十分陌生、但却至关重要的领域。在中国,医院病理科医生一般不直接与病人和家属打交道,所以公众很少知道医院里还有这样一个专门的科室。
在美剧《豪斯医生(House M.D)》里,有一场外科医生和病理科主任因为某个诊断结果彼此对骂的戏,颇为精彩。有人说他们是“医生的医生”,大多数的时间,病理医生们都盯着显微镜下的方寸之地,在色彩斑斓的抽象图案中,探寻疾病的本质。
病理科张声主任主持会议 病理界新老专家一起观看纪录片《中国病理人的足迹》
在中国病理临床专科建设100周年之余,由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病理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病理人足迹》寻访组于2017年5月27日-28日到达福州,采访为中国病理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80岁以上高龄的、目前仍在临床一线工作的、为患者生命保障的三位老专家: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病理科杨发端教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杨代兴教授和翁景萱教授。
本次领衔来福建进行寻访中国病理人活动的是:中国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南方医科大学病理系主任丁彦青教授,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病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解放军北京总医院病理科主任丁华野教授,以及一批病理学会的教授专家。
目前,采访组已经走过20多个省市,采访了50多位知名病理专家。中国临床病理已走过百年历程,无数病理学前辈倾其一生心血奉献中国的病理事业,在艰难环境中不断探索前行,成就今日中国非凡的病理事业。寻访活动的目的是号召广大青年病理工作着学习病理老前辈的爱国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神、传承精神,以老一辈科学家为楷模,继往开来,凝聚力量,为实现“伟大的中国病理梦”贡献力量。
在所有老病理人的身上仍保留着中国老一辈科学家严谨、执着、奉献的精神信仰,弥足珍贵。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世界,感受他们对病理事业的奉献精神及绚丽人生。
【少了病理 不少“冤假错案”频频发生】
福建省病理学专家杨代兴教授
83岁的杨代兴教授,生于福建福清。1962年7月毕业于福建医学院(现福建医科大学),随后留校附属医院筹建病理科,1979年调福建医科大学病理学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没有轰轰烈烈的经历,有的只是坑坑洼洼的体验!”杨教授为人谦虚严谨,并在自己80岁的时候,用7个字给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总结,“平淡无华度此生!”
还记得1962年夏天,刚毕业的杨代兴对病理却没有任何概念和印象,当他还在纳闷“病理是什么,病理在哪里?”的时候,领导却给出了答案,“病理在你手上!”这句看似饱含深意的话,让杨教授只好服从组织安排,留下来投身病理建设。
在那个年代,要筹建病理科,杨教授只能边学、边做、边建。一个医生加一个技师、两台桌子、数个脱水罐和染色罐、一个温箱、一个冰箱、一台手摇冰冻切片机,手术室外不到20平米的两间半屋子,就这样,病理科成立了。
杨教授说,当时全省除了大医院外,基本没有像样的病理科,而山区县乡更是处境艰难。到了1969年,由于特殊时期,附属医院被拆分,杨教授带着93人以及所有家当被下放到邵武,在那里筹建县医院病理科。与此同时,杨教授还兼职做了近10年的法医,为当地解决了不少疑难案件。
“没有病理诊断,就无法手术!”自从邵武县医院的病理科成立之后,实际上却担负着闽北地区9个县的病理任务。只要一有电话,杨教授就得提着冰冻切片机,带上福尔马林,坐上长途汽车踏上征程。近十年时间,杨教授跑遍了闽北山区7、8个县。他打趣的说,自己当年真是被逼上梁山,俨然成了一个“行走的病理科!”
回顾自己的病理生涯,有两件事情让杨教授感受颇多。还记得1972年,政和乡下有一位村民的双腿出现溃疡和糜烂的症状,当时被认为是麻风病,还被乡亲要求隔离到山头,免得传染给别人。最后,这个病人的家属一把火将他烧死了。随后,受一个老教授的委托,杨教授取了点病人腿上的皮肤,经过病理,才发现其实不是麻风,而是由于下肢静脉曲张,导致瘙痒抓破引起的糜烂。而另外一个病人,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却一辈子活在了痛苦中。那是一个建阳县老农民,也是因为几十年的老烂腿被当做了癌症,最后导致膝盖以下截肢。事后,当时建阳县医院的一位麻醉科主任悄悄找到杨教授做病理。结果发现,病人只是胫骨前慢性溃疡,这种病虽然伤口很难愈合,但只要定时换药,还是能痊愈的。“一只腿对一个农民来说是多重要,那可是养家糊口的腿!”每每提到这两件事,杨教授还是感到很痛心。乡村基层的病理匮乏,确实导致了不少“冤假错案”!
病理人的工作,形象一点,就是“右手提着心脏、左手拎着胆囊,切片、取材挂在裤腰带。”即便是提心吊胆,那也无怨无悔。正因为当年领导的一句“病理在你手上!”才有了如今杨教授对病理的坚持和执着。
【病理和临床不应各自为战 需加强交流】
福建省病理学专家翁景萱教授
82岁的翁景萱教授,1959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毕业留校后从事病理教学、科研和临床病理诊断工作。翁教授感叹,不像现在年轻人毕业后有很多自主选择的机会,当年,自己也是被迫被分配去了病理科。从最开始的“被分配”,到如今的“离不开”。对病理的坚持与热爱,一晃就是58年!
“病理科责任重大,人命关天!临床医生根据病理做手术,病理诊断如同判决书。一字之差,就可以导致严重的医疗后果。”翁教授说,每一次做病理诊断的时候,都是万分谨慎!特别是给病人下达癌症确诊报告单时,都觉得自己太残忍,像个法官给别人判了死刑。
翁教授说,病理诊断给临床医生提供了手术方案和治疗方向,特别在肿瘤治疗上不再是单纯地“一切了之”。有时,外科医生凭直觉经验判断,并没有对病人的病情进行综合考虑,根本没有采纳病理医生的建议,坚持手术,结果一刀下去,病人大出血,病人直接没有下手术台。因此,再医术精湛的临床医生也都会遵循病理诊断来进行手术方案和治疗方向的调整。有些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不足和失误,作为前辈,需要对他们抱有一颗宽容心。
目前,临床科室的医生和病理科的配合与交流往往又存在缺失,临床医生的兴趣更多在于开刀。据不完全统计,一个主刀医生,一年要开七百多台手术,他没有时间看病理图片,更缺乏和病理科的交流。久而久之,病理科室的发展就会裹足不前。而在国外,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都会时刻关注病理,定期都会有多学科诊疗一起讨论。病理医生首先把切片拿出来进行分析,然后一起讨论治疗方案。临床和病理也经常沟通,一起做课题,产学研都配合很密切。
【病理医生就是“法官” “诊断书”如同“判决书”】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主任张声介绍,病理检查要经过病理技师十几道步骤才能完成,随后交由病理医生,病理医生在显微镜底下对组织进行观察。一个直径2厘米的圆形玻璃片上就有5000个细胞,医生要逐个检查,不能漏过任何一个“可疑目标”。再根据病变组织的细胞形态和组织结构,结合其他各种辅助手段如电镜、组织化学、免疫组织化学、DNA倍体及生物学技术做出精确的病理诊断。病理科的工作繁重,2016年组织学诊断5万多例,细胞学检查4万多例。那一张张薄薄的诊断书给无数个家庭做出审判的同时,也改变了一个病人乃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我是1994年1月1日,从心血管内科转到病理科的。”张主任介绍,1993年,全国都在评定三甲医院,当时的评分标准,没有病理科将直接扣除50分,这可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而附一医院当时还没有病理科,为了能通过评定,医院决定建立病理科室。“24平方米的空间、2张桌子、1台小学生使用的显微镜、1台切片机、一些瓶瓶罐罐,和如今的设备和环境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张主任回忆起初入病理科的情形还是历历在目。
当年,有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手掌皮下有一个肿物,辗转多家医院,当小女孩一次次听到“恶性肉瘤,需要截肢。”的认定时,整个家庭都陷入绝望。最后,家属抱着一线希望,带着组织切片来到附一的病理科,找到当年的老主任肖玉山。肖主任却给出了不一样的诊断,一种由于感染、刺伤等原因引发的特殊性炎症--环状肉芽肿,通过药物是可以消除肿块的。果不其然,在注射了一周的四环素之后,小女孩手掌上的肿块消失了!
【中国病理事业任重而道远】
《中国病理人足迹》寻访组为病理老专家鲜花
在医疗界,病理学被称为“医学之本”,病理医师是“医师中的医师”。无论是外行还是内行,都能感受到病理科在美国医院的权威和地位。然而,中国内地病理事业的发展却不容乐观。
据福建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任委员介绍,目前很多基层医院病理科成了“角落科室”,病理人才流失、短缺现象严重,有些基层医院病理医生“几近绝种”。病理学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担当起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角色,它既是基础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直接参与、指导临床的诊疗过程,是临床医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席卷下,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医院和医学院也不例外。然而,病理学研究所用的工具,主要就是一台显微镜。显微镜的造价便宜,而且病理的切片,染色以及耗材等,和很多大型医疗设备相比,价格低廉。病理医生辛辛苦苦做一个病理诊断,高则百来元,低则几十元。这一价格从80年代末至今,就几乎没有动过。现在医院都热衷做PET-CT,其原因就是机器本身成本昂贵,其报告价格就跟着水涨船高,出的报告简单易懂、而且责任不大,因此很多医疗机构都会争着去做。
现在医院里从事病理工作的,有学中医转过来的、有不愿意值夜班转过来的,常常就是一个大杂烩。人员配置参差不齐、人员短缺、设备陈旧、工作地点能简则简,各种问题接踵而至。据了解,中国有医院的病理科甚至在地下室办公,足见在医院的境遇有多差。在这样的环境中,往往连病理科中常用的福尔马林、二甲苯等化学制剂需要的通风条件,都不能解决。
据统计,目前全国具有资质的病理医生人数不过万人,近七成集中于三甲医院,一些偏远地区的医院甚至没有病理医生。没有病理的支撑,临床医生的诊断便缺乏相应的依据。此外,病理医生的培养周期相当长,不经过多年的锻炼,难以独当一面。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物价体系收费的不合理,病理诊断费用偏低,几乎没有考虑病理医生的诊断费用。刨除标本制作成本,诊断费用便所剩无几,这也成为病理医生待遇偏低的一大原因。
每个病理医生日均需要处理少则十几多则几十个的病例。这使得病理医生的工作量高负荷。巨大的工作量,并不对称的收入待遇,以及漫长的培养周期,成为病理医生紧缺的几大原因。面对这一现象,希望一方面政府能够完善物价定价体系,充分考虑病理医生的诊断费用,以此提高从业医生的收入。而另一方面,也建议政府考虑建立区域性病理诊断中心,将地区的病理从业人员集中起来,统一为地区内各医院服务,避免资源浪费,以此缓解目前病理人才短缺的现状。